有这么段视频，看了以后觉得不写点东西解释一下真是很丢人：
现代中国人，无论是台湾的，还是大陆的，似乎真的还很执着于“一个中国”，不过似乎中国的古人们倒不是那么执着——
传统意义上，中国人并没有什么统一的国家概念，“中国”一词，意味着“中间的国度”——自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的愚蠢的井底之见，并且并不独特，很多早期人类文明都曾自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赵国是中国、秦国是中国、楚国也是中国……历史上这片土地上出现过的很多国家都自称“中国”——用以贬损周边国家是“番邦蛮夷”。“中国”一词更像是个形容词，用以抬高本国身份（我们是世界的中心），而非一个特定的国家。
中国人的“天下”就那么大，曾经我们以为现在被称之为“中国大陆”的这片土地就是整个天下，除了这个被中国人视为“天下”的中国，周边要么是荒漠草原，要么是茫茫大海，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文明。因此“中国”一词的古代意义更接近于“天下”这个概念。
一旦这片土地上的某个国家强大起来，它的头脑里就只有一个概念：征服天下、统一中国。这两个概念是同义词，如果当时中国人头脑里有世界地图的概念，那么他们肯定会延续这个思路——统一天下意味着不是建国，而是征服一切他们当时所知的文明世界。
现代中国人之所以认为目前的领土范围是所谓“中国”，完全是因为古代中国人以为这个范围就是整个“天下”。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中国周边的确也存在一些“独立”的国家，并且为中央政府所承认，这里并非意味着中国有欧洲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概念，在中国皇帝看来，与其说这些“独立国家”是国家，还不如说是因为某种原因中央政府不愿意直接管辖，而授予当地领袖以自治权。所有番国必须以“中央政府授权”做为合法性的存在，而这种授权清楚表达了隶属关系。
这种对待其它国家的思路，甚至延续到欧洲人的到来，清国曾经试图赐封英国女王——中国历代王朝从来都没有认为世界上需要存在2个以上的国家——他们认为“中国”只有一个，即这片土地的统治王朝，而全世界，在中国人眼中，都是这个王朝的隶属国——如果某个民族/国家不认同这种隶属关系，那么战争就不可避免。
当中国人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时候，从传统中国的角度，这句话的意思是——地球上只有一个文明国家（中国），除此以外，别的国家都只能做为属国而存在，其合法性依赖中国的授权。
中国人并不认为“一个中国”与中国这片土地存在多个国家有任何矛盾之处，这与欧洲人认为“只有一个地球，而地球上存在多个国家”这个并不矛盾一样——在中国人看来，“中国”一词实际上是“普天之下”的意思。
而中国人对“普天之下/中国”局势的传统观点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人认可“一个中国”或者说“一个天下”，但是他们也认为这个天下的大势是：统一与分裂的循环——也就是单一国家与多国家的循环。
所以中国古人可以说自己是秦国人、明国人、清国人、赵国人、楚国人……但是同时他们又都是“中国人”——这个意思大概类似于“欧洲有德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但是同时他们又都是文明人”——“中国人”一词类似于欧洲的“罗马人”，基本上，是说自己是“文明人”的意思，与之对应的是“番邦蛮夷”，类似古代欧洲罗马人和日尔曼人的关系一样。
这种“中国观”直到欧洲人的到来才被打破，欧洲人第一次让中国人知道除自己以外的，足以值得对等对待的文明。而后来的绵延战争，让中国人的世界观崩塌，“中国”这个概念开始从古代的“天下概念”中缩小到儒家文明圈概念，从而使“中国”有了近代欧洲国家的意义。
至于中国大陆与台湾的争执，其实不妨回归中国的本意——中国这块地方，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存在多个国家毫不奇怪，历史上如此，将来还会如此。
2012年1月9日星期一
2011年12月24日星期六
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
目前再来公然反对民主政治，似乎也是不可能了。目前再来企图根本否认民主政治对于抗战的重要，似乎也是不可能了。于是反民主政治论者就来一套新的法宝。他们说，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国民不好，不能实行。他们说，我国人民素来缺少教育和自治的训练，如果贸然实行，就要产生不好的结果。所以现在实现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他们好像忘记了中国今天是处在艰苦的抗战中，忘记了中国今天来实现民主政治，不仅是历史发展的普通的一般的要求，而且是抗战特殊的迫不容缓的要求。
至于民众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培养，这自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要知道，民众参加抗战动员，民众自身的民主生活，是他们受到训练和教育的最好、最迅速的方式。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在这种方式下，群众可以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他们自身的教育和抗战事业，同时推向前进。
中国正在开始向着民主政治的道路前进，这是抗战的需要。在这方面，我们的成绩虽然还不大，但在全国上下共同努力之下必能更加进步。今后的努力方针在于：第一，加强民意机关的发展，把现在的国民参政会和各省正在筹备中的参议会，逐渐变成真正代表人民的机关；第二，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的“于抗战期间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这是提高民众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有效方法，也是实现民主政治，加强民众动员争取抗战建国最后胜利的重要任务。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社论《民主政治问题》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他们好像忘记了中国今天是处在艰苦的抗战中，忘记了中国今天来实现民主政治，不仅是历史发展的普通的一般的要求，而且是抗战特殊的迫不容缓的要求。
至于民众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培养，这自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要知道，民众参加抗战动员，民众自身的民主生活，是他们受到训练和教育的最好、最迅速的方式。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在这种方式下，群众可以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他们自身的教育和抗战事业，同时推向前进。
中国正在开始向着民主政治的道路前进，这是抗战的需要。在这方面，我们的成绩虽然还不大，但在全国上下共同努力之下必能更加进步。今后的努力方针在于：第一，加强民意机关的发展，把现在的国民参政会和各省正在筹备中的参议会，逐渐变成真正代表人民的机关；第二，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的“于抗战期间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这是提高民众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有效方法，也是实现民主政治，加强民众动员争取抗战建国最后胜利的重要任务。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社论《民主政治问题》
2011年12月22日星期四
2011年12月19日星期一
2011年6月2日星期四
印象中国（二）：法道儒
封建制确立以后，天下进入相对和平的时代，参见封建制的治乱循环，正义与武力之间的对应关系开始消失，按照经典的世袭制原则，血统代替能力（特别是武力）成为了正义与否的标准，但是智者的思索不会就此止步：
如果说血统取代能力成为天命所归的依据，从而制止了天下纷争，带给人们和平的话，那么难道说血统纯正者的一切行为都具有天然正当性吗？
在强者为王的原始时代，王者不可胡作非为，否则就被更有能力的人取代——因为效忠的对象是能力；而在世袭制之下，因为效忠的对象是血统，所以王者有了胡作非为的条件。中国古代公认的圣君尧舜禹都是世袭时代以前的君主就是这个道理。越往后，世袭制越巩固，君主胡作非为而不必担心被废的条件就越充分。
无论君主如何行事，因为其血统的正当性，所以其行为就必然具有正当性——这是荒谬的，但是打破这种荒谬意味着要么重回强者为王的血腥时代，要么……建立起新的伦理体系：
人们的行为，特别是君主的行为，需要评判的标准，过去，这个标准是能力，特别是武力，但是这样的标准导致连绵不断的战争；现在，评判的标准是血统，但是这样的标准导致血统纯正者的行为不受约束，他们可以任意胡为，人们在夏商周的每个末期都受够了这种肆意胡为所带来的混乱与动荡，那么究竟应该以什么为标准衡量世袭制之下，行为的正当性呢？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
这是新时代引出的新问题：世袭制制止了王权的血腥争夺，但是放纵了王权，昏庸无道的王权依然带给人们战争，那么应该怎么办？
法家给出了答案：王者依法治国，法是评判的标准。
道家给出了答案：王者依道而行，道是评判的标准。
儒家给出了答案：王者当行仁义，仁是评判的标准。
法家的所谓法治，与现代法治不同之处在于：法家的法治没有绝对正义的概念。在法家看来，规则一旦颁布，符合则为正义，不符合则为非正义，至于这些规则本身则无所谓正义与否。这样的法治，可以使全国上下令行禁止——无论在善的方面，还是在恶的方面。
道家所谓之道，指自然，依道而行，指依据天地自然的规律而行事。这个道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甚难，因为对于什么才是顺应自然的行为，每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儒家所谓之仁，指仁义，君子当以仁义为行为的准则，但是显然仁义的愿望未见得会达到仁义的实效。
归根结底，百家都从各自的角度为“行为的正当与否确立标准”，在世袭制的前提之下，约束人们（特别是君主）的行为——当伦理，而不是能力（特别是武力）或者血统，成为是非标准的时候，文明真正成为文明。
如果说血统取代能力成为天命所归的依据，从而制止了天下纷争，带给人们和平的话，那么难道说血统纯正者的一切行为都具有天然正当性吗？
在强者为王的原始时代，王者不可胡作非为，否则就被更有能力的人取代——因为效忠的对象是能力；而在世袭制之下，因为效忠的对象是血统，所以王者有了胡作非为的条件。中国古代公认的圣君尧舜禹都是世袭时代以前的君主就是这个道理。越往后，世袭制越巩固，君主胡作非为而不必担心被废的条件就越充分。
无论君主如何行事，因为其血统的正当性，所以其行为就必然具有正当性——这是荒谬的，但是打破这种荒谬意味着要么重回强者为王的血腥时代，要么……建立起新的伦理体系：
人们的行为，特别是君主的行为，需要评判的标准，过去，这个标准是能力，特别是武力，但是这样的标准导致连绵不断的战争；现在，评判的标准是血统，但是这样的标准导致血统纯正者的行为不受约束，他们可以任意胡为，人们在夏商周的每个末期都受够了这种肆意胡为所带来的混乱与动荡，那么究竟应该以什么为标准衡量世袭制之下，行为的正当性呢？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
这是新时代引出的新问题：世袭制制止了王权的血腥争夺，但是放纵了王权，昏庸无道的王权依然带给人们战争，那么应该怎么办？
法家给出了答案：王者依法治国，法是评判的标准。
道家给出了答案：王者依道而行，道是评判的标准。
儒家给出了答案：王者当行仁义，仁是评判的标准。
法家的所谓法治，与现代法治不同之处在于：法家的法治没有绝对正义的概念。在法家看来，规则一旦颁布，符合则为正义，不符合则为非正义，至于这些规则本身则无所谓正义与否。这样的法治，可以使全国上下令行禁止——无论在善的方面，还是在恶的方面。
道家所谓之道，指自然，依道而行，指依据天地自然的规律而行事。这个道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甚难，因为对于什么才是顺应自然的行为，每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儒家所谓之仁，指仁义，君子当以仁义为行为的准则，但是显然仁义的愿望未见得会达到仁义的实效。
归根结底，百家都从各自的角度为“行为的正当与否确立标准”，在世袭制的前提之下，约束人们（特别是君主）的行为——当伦理，而不是能力（特别是武力）或者血统，成为是非标准的时候，文明真正成为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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